为冯治安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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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论什么载体,不论什么样式的纪念活动,只要说到七七事变暨这场事变的发动者29军,要么说军长宋哲元,要么说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要么说壮烈牺牲的佟麟阁、赵登禹,可独独不怎么说首当其冲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有关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已拍了不少,在这些作品中,也要么突出宋,要么突出佟、赵,要么突出何基沣,而冯治安似乎成为一个配角,甚至被忽略掉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这场拉开全面抗战大幕的大事变中,即便在29军内部,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正面的第一号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冯治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冯治安反日的态度最坚决。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但在这场大事变之初,29军的许多将士却并未认识到它即将以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永久地载入史册,所以,尽管广大的基层官兵义无反顾地英勇杀敌,但就整个29军来说,这一仗打的却并不怎么样。一会打,一会停,一会谈;打的打,看的看,和的和,步调既不一致,全盘的作战计划也迟迟没有出台。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由29军高层的态度决定了的。由于华北特殊的情形和西北军背景等原因,玩弄于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人之间,在二者的矛盾中生存并发展,这是29军尝到的甜头和继续的打算。就因为这个,所以当七七事变暴发以后,尚未认识到日本希图借此机会全面侵华的华北当局的高层宋哲元、张自忠等并不想打,不想把事弄大。因为事弄大了,中央军必然要介入,中央军一旦介入,华北的半独立状态必将不复存在,其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必然将受到极大的损失,这是圈里圈外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在这场民族的战争暴发之时,尽管同处于29军的高层,尽管同样面临着自身利益的得失,每个人的认识与选择仍然是不同的。29军核心领导的四个人中,宋哲元、张自忠以外,冯治安与秦德纯,则是坚决要打的。

七七事变后,由华北前线返回的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熊斌于7月26日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对29军官兵的抗日态度,有如下的报告:“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a)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b)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战,则张亦不敢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拚,士气大为可用。”

冯治安等的对日强硬态度,并不是七七的枪声响起后才有的。早在事变的前一年,以冯治安为首,冯、刘、赵等便有了与汉奸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对日绝不妥协的鲜明立场。萧振赢在回忆录中,有如下的记载:“宋在群奸包围下,坚令发表齐燮元等分任政委会委员。迨齐等十余人自津乘火车将抵平,冯治安等人正在余寓相聚。副官长王培臣回冯报告齐将抵平车站,冯起而曰:‘此等汉奸不杀之,将何以对国家。’语毕即走。赵登禹拍案而起曰:‘今必尽杀群奸。’起而行。刘汝明亦击桌而起曰:‘当杀此辈汉奸,以明示天下。’言毕亦去。余呼冯等不应。秦德纯、张维藩奔出力挽再四曰:‘如此大事容作商量。’众始回。”

从这段不长的文字中,冯、刘、赵的反日态度跃然纸上。实际上,秦德纯的反日态度丝毫也不逊于冯治安诸人,只是相比于冯、刘、赵等的简单粗莽,秦要冷静睿智的多。

事变发生后的7月19日,就在宋、张等仍在幻想苟和因而对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无理要求再再妥协的时候,就在29军的许多部队还弄不清打还是不打的时候,一篇署名朱复的新闻稿,首次刊出冯治安于事变之初对守宛平的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的讲话。冯的话慷慨悲壮,义无反顾:“这里就是你们死后的义地,你们必须具与城同存亡的决心,不能退让一步。”后来,这句话在流传时被说成:“卢沟桥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成为鼓舞抗战军民誓死卫国的名言。

通过日本人之口,通过日本人在谈到冯治安时流露的惧怕与仇恨,也可以反推出小冯在这期间的立场。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府驻保定)。”事变后,日本人在与冀察当局谈判时,反复提出将“反日元凶”冯治安及其37师调离北平,在制定的攻略计划中,其作战目标,亦主要针对“二十九军抗日意识最强的冯治安三十七师,”因为在他们看来,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零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其次,是因为冯治安拥兵最重,而且位置最突出。态度是态度,要在一个武装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即便有态度也有实力而没能处在事变的中心也不行。与冯治安坚决抗日的态度一样,同为师长的刘汝明、赵登禹也是有强烈的抗日热情的,但与冯率37师驻守卢沟桥不同,刘的143师远在察哈尔,整个事变中该师并未参加;赵的132师则驻于冀中,仅有部分在事变中调来平郊。二人所处的位置既然无法与冯相比,其在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也不能比了。只是由于赵与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的壮烈牺牲,极大地唤醒并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敌士气,在这一点上,赵与佟是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何基沣、刘自珍、吉星文、戴守义、金振中等及以下官兵,更是具有强烈的杀敌报国之心的,但在这样一个大事变中,旅团营长们所处的位置和能发挥的作用自然更无法与冯相比。

副军长秦德纯同冯治安一样也是坚决主战的,也是始终处在事变的中心的,另一副军长佟麟阁也是一直在平郊南苑的,但二人在军队中几乎没能掌握一兵一卒,其兵权则仍不能与冯治安相比,后者手中不仅有精锐的37师,而且在宋离队后,也正是由他代宋执掌29军兵权的。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罗嗦几句,即当宋离军后,为什么既不把兵权交给副军长或参谋长,也不交给其他的几个师长,而偏偏要交给冯治安呢?

军长离队后,军权不交给副军长而交给主力师的师长,这在民国期间的军队中是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在西北军这样以“私”著称的部队中,就更是如此。秦德纯是进入到29军的领导核心了的,但作为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秦德纯,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29军的军权。实际上秦掌握的主要是以北平市长的身份对外交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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